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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在于止奸,兼驳刘仁文先生的姑息养奸主义
来源: | 作者:李宗发 | 发布时间: 2019-06-02 | 278 次浏览 | 分享到:
法者,所以爱民也。一部良法,不在于它杀了多少个人,也不在于它未曾杀过一个人。而在于,它是否在最良好地维护着人民的规则和人民的秩序,它是否在最良好地保护着人民大众的财产不受奸者所侵害,保护着人民大众的人身安全及生命不受恶者所剥夺。

 

 

重刑在于止奸,兼驳刘仁文先生的姑息养奸主义


  

 

    所谓法律,仍人民的规则的强制化,而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更不是学者轻谈阔论之器物。它必须根据国民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规则来制定。例如恶劣杀人者死即杀人偿命,义愤杀人者无罪或罪轻,贪污渔肉人民者严刑处之,借债还钱,虽时过久远,其本人也得归还,这都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规则。一部人民的法律,就应该充分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应该符合人民大众心目中的规则。因此,是否应该在中国实施重刑,应该根据中国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不宜将中国自己看成野蛮人而以跟随西方国家为荣耀。

    法者,所以爱民也。一部良法,不在于它杀了多少个人,也不在于它未曾杀过一个人。而在于,它是否在最良好地维护着人民的规则和人民的秩序,它是否在最良好地保护着人民大众的财产不受奸者所侵害,保护着人民大众的人身安全及生命不受恶者所剥夺。

    如果人性善,需要有法来改造恶的环境,和防止善走向恶,仅仅靠说教,可以防止大多数人不走向恶,但是绝不可能防止足够多的人走向恶而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秩序和利益。“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一个国家,有教,有赏,也需有刑。而如果人性恶,则更需要教育与刑法。教育,让能自觉善者变为善;刑法,使不能自觉善者强制走向善,使不可救药者及时绳之以法不能再危害人民。人性善恶,都需要相应的法律。

    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 。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 ,曰‘攻敌之国’,必强。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 :明刑不戮(引自《商君书》)。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法律治小人不治君子,刑罚即使很重,受到处罚的也只是极少数作奸犯科者。由于重刑,使得恶者向善,最终受到处罚的只是极少数,最终良好地维护着人民的规则和人民的秩序,保护着人民大众的财产不受奸者所侵害,保护着人民大众的人身安全及生命不受恶者所剥夺。

     国皆应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中国目前法律的尴尬,不是刑重,而是刑轻法乱,一味崇洋眉外,忽视中国爱民之需要。最突出的表现如:对贪官污吏太过仁慈,姑息养奸,一个官员即使贪污上亿元也死不了(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2.6亿巨贪不死案),使得贪官污吏多不胜数;对黑社会势力太过软弱,纵恶行凶,该抓不抓,该杀不杀,在某些领域与层面已形成与法律和国家行政相抗衡之势,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安全。再如,《合同法》对违约者制裁的规定太过软弱,使得违约者在法律上很难得到有力的制裁,而受害者通过法律维护权益的结果许多是劳财费力,使得中国目前诚信制度破产,最终严重地损害了借贷市场、经贸往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 ?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关于国外文明与中国命运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与国外相比,很难知道孰去孰从。但是,翻开厚重的5000千年历史与智慧结晶,我们可以惊人的发现,现在的世界与中国春秋战国列国纷争毫无二致,研究这段历史和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今天的美、法、英、日、德、俄等,与当时的齐、楚、魏、赵、韩、燕都属于所谓的文明之国,而今天的中国就如当时的秦国,都被视为边鄙野蛮之国,并受到“文明国家”的排挤。现在的中国是曲意模仿它国的文化、法律而期盼有一天能被召进文明人的殿堂呢,还是做实事,勇于改革与创新,使国家超越时代进步,使人民富足,使国家强大,而最终有一天靠实力与科技文化领先赢得尊敬?秦国不杀一人,也绝不会得到齐、楚、魏等的认可,中国今天不杀一罪犯,同样不可能因此就能被别人召进殿堂。中国的学者们要清醒。秦国虽有阅囚七百,一时染红渭水,引来“名士”们的指手划脚,但最终秦国大治,道不拾遗,虽跖也可信,况伯夷乎。

    当然,商鞅在秦国推行重法重刑和锐意改革的后果,损害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惩罚了乱法的太子集团,因树立强敌而最后遭受五牛分尸。但是,并不能抹杀商鞅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卓越功勋。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收复了失地,富裕了人民,强大了秦国,最终使强大的秦国能统一天下,结束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使无数的天下百姓免于再大规模死于列国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战之中,使人民结束背井离乡而能安居乐业。受商鞅为国为民却给自己带来车裂之刑的影响,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士大夫们更多的是明哲保身,只图私利,哪管国家兴亡、人民饥饱、天下大同无战争无核武,因此难怪忌谈重法、重刑,更爱谈论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

    当然,笔者不是说我们就必须实行重刑,如上论述只是要澄清一个事实,重刑未必就绝对不可取。在历史上,也有靠贤君的仁义而使天下大治,道不拾遗的,如唐太宗时代。总之,纵观我国的历史,有实行法治和重刑而使国家民富国强的,如秦国;有重用酷吏而使民苦不堪言的,如明朝朱元章时代;有轻刑礼教而使国家大治的,如唐朝李世明时代;有轻刑乱法而使国家大乱的,这类情况很多,虽有时重刑,但更多的时候是轻刑养奸,特别是人治乱法。

    现代社会在立法上与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法更趋向于符合人民法律的要求,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与利益;而阶级社会的法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立法更多地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和规则,大多数老百姓是被迫接受。因此阶级社会的重刑与现代社会的重刑结果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是害民,而后者则是爱民除奸。

    在制定法律上,在对待犯罪份子上是重刑还是轻刑,我们必须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不是专家说了算,应该注重调查民心向背而制定,法律专家学者只是将人民规则进行学术提升而矣。爱民,仍法律的终极目标,重刑或轻刑只是根据社会情况和止奸爱民的需要而选择的手段而矣。文明,也应该以是否爱民为衡量的标准,而不是以那几个国家的价值观为标准。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20081014日的中国法律重刑色彩较浓 被外国人误解为酷刑国家》一文,以看外国人的脸色来制定中国法律的意识和主张轻刑主义的观点,笔者认为均不可取,笔者查看了一下中华网友对该文的评论,共计44条,反对刘仁文先生轻刑主张的就高达36条,支持者仅3条,态度不明朗的5条。这也给我们那些法律草案拟订者一个提示,不要去外国跑一圈就来制定中国的法律,也不要呆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拟订中国的法律草案,一定要到人民中间去作民意调查,充分了解人民心目中的规则,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人民的法律,这样的法律重刑止奸才能爱民,轻刑纵容奸恶之徒危害人民,不是爱民而是爱奸恶之徒。

 

                                                       写于 2008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