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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金融生产力及金融法律理念的重构
来源: | 作者:李宗发 | 发布时间: 2019-06-02 | 76 次浏览 | 分享到:
本论文针对中国经济的两个空心化问题,在国际化视下从社会经济两大基本问题自主资本、自主知识产权进行反思,然后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社会金融生产力、金融法律理念重构,最后对经济空心化防范、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

 

 

国际化视野下对经济空心化问题的反思

——兼论社会金融生产力及金融法律理念的重构

作者:李宗发




  

    内容提要:本论文针对中国经济的两个空心化问题,在国际化视下从社会经济两大基本问题自主资本、自主知识产权进行反思,然后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社会金融生产力、金融法律理念重构,最后对经济空心化防范、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阐述了金融来源于生产,又必须返回服务于生产,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金融法律应该满足生产力的需要,应该更多的做好服务,保护和促进社会金融生产力的发展。提出重新思考金融法律理念,解放社会金融生产力,加强自主资本、知识产权,来根本性解决经济空心化等问题,并提出了金融与知识产权联姻、金融都江堰工程等观点与构想。

 

    关键词:经济空心化  金融生产力  金融监管  金融使命  金融创新

 

 

 

引言: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11GDP已达47.2亿元,金融总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已达82.7万亿元。然而,社会金融生产力并未得到良好的解放,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远未达到其所应有的贡献,目前中国经济已出现两种空心化,一种是资本外国化,民族经济空心化;一种是知识产权乏力化,社会经济空心化。

    资本外国化,民族经济空心化,表现在社会金融生产力未充分解放,中国丰富的金融资源不能及时转化为资本,自主资本不足,从而在外资竞争下处于劣势,外资依靠其强大的实力收购并吞着中国的各行各业,许多民族企业、民族品牌、民族资源东家外国化,用外国媒体的话说,中国的经济一半已不属于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外资已在中国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主要的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许多大的医药企业也在外资手中。五年来,外资对中国经济主权的控制越来越深入,中国的农业、零售、物流、公用设施等战略性、命脉性行业经济主权也正经受着外资的掠夺;互联网业、金矿开采、水务行业等重要行业也已被外资大量占领;就是银行业、保险业,外资已经开始占有相当股份。中国的财富分配权被控制在别人手里,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即使在发展,老百姓却并未富有。有人不无沉痛地指出,当今中国只是美欧发动的、日韩甚至新加坡参与推动的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对象,这样的目标对象目前完全与整个世界“合资”,按照“中外合资”的原则和标准,中国的国际权力真正属于中国人的部分最多只有目前所说的中国经济体的一半。

    知识产权乏力化,社会经济空心化,表现在金融远离自主创新,远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施,抛弃经济实体,使中国一方面创新受阻,一方面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企业生产仍然主要是模仿山寨,从事着低利润的生产;微薄的利润使得金融更加远离实体经济,游离于房地产、煤矿和虚拟经济之间,从而2011年出现温州许多企业家跑路、跳楼的不幸。如果不及时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治表层,温州的不幸,只是一个开始。

    造成目前中国经济空心化的原因直接表现在资本外国化和知识产权乏力化,从更深层原因分析主要是金融法律政策重构不及时,社会金融生产力未得到良好解放与安排。

    本文,我们将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如上问题,在国际化视野下首先从经济两大基本问题自主资本与经济自主权知识产权与经济脊梁进行反思,然后进一步反思和讨论社会金融生产力、金融法律理念重构,最后对经济空心化防范、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国际化不是资本外国化、金融外国化、市场外国化、经济空心化,而是如何运用国际化发展坚实的经济,促进公民的富裕、幸福,为此金融法律政策需要做好相应的服务。生产力决定法律,然而,法律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或因科学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或因落后而压制生产力的发展。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立法确立了两个原则:第一,立法以社会效益为检验标准;第二,立法应以最小的损失谋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 希望我们的反思,能促进中国金融法律理念的及时重构,充分解放社会金融生产力,增强自主资本和知识产权竞争能力,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国际化视野下自主资本与经济自主权

   (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

    18世纪蒸汽机发明以来,人类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已全面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可分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运行模式。董辅礽等中国现代经济学者则从资源配置来阐释存在这两种经济运行模式“稀缺的资源需要合理配置,配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另一种是市场经济。”[2] 从理论和理想的角度来看,计划管理是最好的,每一项生产消费都井井有条地计划安排,避免了浪费。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沉重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更务实。管理者的智慧和公心远不足以做好复杂的社会经济计划,市场背后那一只手虽或有一时的混乱,但远比高明的管理者能更好地运行好经济,因而人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是一种必然。

    市场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靠资本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靠资本或者说钱去组织场地、技术、生产设备、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现代生产,没有资本,市场经济下这些必要的生产要素很难聚集在一起,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能进行。资本作为组织者也就几乎主宰着一切,它控制和安排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每个人要想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受雇于“有钱人”,必须听从他的管理和分配,至少目前人们都还需要为面包而奋斗时是如此。因而市场经济无奈地要经过资本主义,靠利甚至饥饿和无房可住那一根皮鞭,迫使每个人遵照资本的指挥棒办事。或许有一天,资本多得不再稀缺,知识产权的力量兴起时,人类或可期待进入以智力劳动为主导的劳工主义时代。但至少还有一段路要走。资本主义下,谁有钱,谁有资本,谁就控制了企业,谁就控制了管理权和财富分配权。

    不仅一个社会如此,在整个世界市场一体化下,整个世界也就处于资本主义时代,谁控制资本,谁就是管理者和分配者,谁就能控制一个跨国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间接投资或收购的他国企业的命运,谁就能主宰关于劳动价值的分割。

   (二)国际资本的性质

    有人指出,国际资本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本紧缺,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特区建立了大量企业,参与组织中国的社会化大生产,招聘了大量中国劳动者,带来了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列车。公正地说,国际资本担当了天使的角色。

    然而,国际资本许多时候又并非天使,建设一国经济造福民众并非其目的,它只有一个目的,追逐利润,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做并不是感情用事或有爱国心,而是希望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3] 它唯利是图,逐利不择手段,掀起过许多经济灾难。如1994年造成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西哥及拉美经济严重受挫;1997年造成亚洲金融危机,使有主宰21世纪之势的东南亚,一夜之间繁华落尽。在近现代的中国,国际资本也曾扮演了非天使的角色,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1936年控制了中国煤产量的55.2%和采煤量的77.4%,铁路总长度的88%,石油工业的99% ,冶铁工业的95%,纱锭的48.2% ,织布机的56.3%,根据池塘群落法则,一些植物的过度繁殖生长,必然挤占池塘的空间,让弱势的植物营养不良或光合作用不足,生长受到抑制而更加弱小甚至退出,因此国际资本也就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挤压,抑制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撤走后,中国几乎一穷二白,这一教训,现代中国不能忘记。

   (三)自主资本与国家经济自主权

    资本曾在中国作为万恶的魔鬼加以批判[4],但资本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下,不能排斥资本,需要资本去组织生产,生产才能进行,经济才能繁荣。曹尔阶指出,资本是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必要条件,资本是个好东西,要摆脱各种姓资姓社的争论的干扰,形成正确的财富观。[5]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资本,在国际化视野下,社会不能没有自主资本,如果我们不占领阵地,别人就会占领阵地,截止2010年底,FDI(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已超过11200亿美元,项目近72万家。[6]长期依赖外资虽然造就了一时的繁荣,但后果是严重的,就如有人所指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利用国外资本必定要以出让本国权益或未来利益作为代价,随着外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其向中国经济核心领域的延伸,抽空中国经济的弊端日益显著,使中国企业大批被挤垮,国内市场和要害企业大量让外资占领。如零售领域,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外资企业借助其强大的资本聚集能力,在中国占城掠地,将中国开的无数小店、超市挤垮,他们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定价权,不仅控制着中国的物价,而且通过垄断定价,在销售环节牟取更高的利润,将中国的财富分配走。

    一国的国防不能仅考虑领土国防,还必须考虑经济领域,防止经济版图的外资化。全球市场一体化时代,在国际化视野下,一国之经济包括金融、资本更需要长城的保护。土地是农业封建社会的生产要素,因此保护领土不被侵略是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国防的任务。而资本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仅仅保护本国领土不被他国士兵踏入已很落后。

    我们强调自主资本和经济自主权,并不反对世界资本对中国或有的贡献和益处。我们憧憬着天下大同,然而那还是一个漫长的未来。现在就不用区分国外资本、民族资本为时倘早。要知道,谁控制了资本,谁就主宰了经济,谁主宰了经济,谁就主宰了财富的分配和命运。

 

二、国际化视野下知识产权与经济脊梁

    现代的许多重大问题,离开了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很难根本性解决,包括金融问题和经济空心化问题。

   (一)知识产权的实质

    知识产权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关于某一知识成果所享有的生产经营获利权,它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劳动获得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相应权利,包括专利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权等创造类的智力成果权力,或称创造劳动成果权。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将知识产权定义得比较庞杂,还包括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权,并沿袭着君主恩赐或者法律授予的思维,这种学术思想让人们身处知识产权的迷雾中,从而迷茫了知识产权的实质。

  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来源于创造劳动,所发明创造的成果实际上是种类财富,如所劳动创造的某一著作、某种电脑、某种零件,皆是层级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新种类财富,因而可以无穷生产复制为若干数量的个体财富。智力创造的新种类财富经法律确认为某人在一定时期内享有专有经营获利权,并进行保护时,即获得了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实质就是对劳动创造的种类财富的独家经营获益权,与个体物权相比,个体物权最多只是对数得清的多个物的权利,而知识产权则是对一种类物在一定时期类的权利,我们在2009年的有关知识产权专著和编著中已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社会化生产大分工的深化以及创造发明在二十一世纪的兴起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必然进步,知识产权将进一步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一类财产权。

    (二)现代经济核心竞争力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创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这时候一个社会相较于其它社会,在于其是否能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财富。创造代替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成了最关键的财富之力。创造发明对人类财富迅猛增长、社会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是现代社会最关键的财富之力。而随着创造的兴起,创造劳动所创造获得的劳动成果就如原始社会对于劳动捕获的鱼、寻摘到的野果等,不能再任其它人随意掠夺,它必须为其劳动者所有,必须得到社会的尊重,必须以道义和部落规则仍至后来的国家法律进行保护,即使长期以来对智力创造成果的模仿掠夺已习惯成自然,但是到了立规矩的时候。因此知识产权在近现代社会,必然就会逐渐得到相应的保护,由它的创造劳动者或权力继受人享受相应的劳动成果权。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保护资本家或社会威望人士的创造发明利益,开始了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二十世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保护自身私利,在国际上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对自身自主创新幼芽的保护和促进以及基于对智力创造劳动的尊重,也必然要回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来,“只有在这些淘金者们确信,他们淘出来的金子不会被偷走,他们挖的沟渠和建造的流矿不会被侵占,并且只有自己能从中得益时,上述工作才会顺利进行,也才能顺利淘到大量的金子”。[7]

    当知识产权得到尊重和保护时,它所正义垄断的不是一台电脑,而是一种类的电脑,不是一片芯片,而是一种类的芯片,因而它的权力人对该种产品在知识产权保护期内就拥有唯一的专营获利权,它因正义垄断而可获得高额的利润。人类的生产除个体物权的用益外,更广区域、更大规模的是种类财富的复制生产,因而知识产权必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竞争中最具差异化的且不容复制的优势,它所建起的竞争防线足以形成一大片产品或说市场的王国,因此知识产权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竞争力,是包括了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或称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以及知识产权实施能力的综合竞争力。

   (三)知识产权与社会经济脊梁

    知识产权是核心竞争力,是社会经济的脊梁,从而也必然是国家金融强劲、稳定的根本保障。

    我们抽取了十五个国家作样本进行研究比较,对其专利申请量与其后来的GDP对比分析发现,知识产权成了现代社会经济的脊梁,知识产权做得好的,通常都有相应经济总量。以2007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为例,第一位日本333498,第二位美国241347,第三位中国153060,第四位韩国128701,第五位德国47853,第六位英国17375,第七位法国14722,第八位意大利9255,第九位加拿大4998,第十位西班牙3267,第十一位波兰2392,第十二位以色列1615,第十三位泰国945,第十四位马来西亚670,第十五位孟加拉国29[8]

    与之相对应的2008GDP分别为:第一位美国143300亿美元,第二位日本48440亿美元,第三位中国42220亿美元,第四位德国38180亿美元,第五位法国29780亿美元,第六位英国27870亿美元,第七位意大利23990亿美元,第八位西班牙16830亿美元,第九位加拿大15640亿美元,第十位韩国9535亿美元,第十一位波兰5674亿美元,第十二位泰国2721亿美元,第十三位马来西亚2222亿美元,第十四位以色列2018亿美元,第十五位孟加拉国819亿美元。[9]

    从前述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与GDP排名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一国的经济总量受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条件等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汇率变动、虚拟经济膨胀对GDP数据也会产生影响,但是知识产一般起着支柱性的作用,知识产权越有实力的,通常GDP越高。

    在研究WIPO专利报告中,欧洲的知识产权数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以2005年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为例,德国48367件,英国17833件,法国13985件,意大利约8860件,西班牙3040件,瑞典2552件,奥地利2270件,荷兰2217件,丹麦1658件,希腊540件,冰岛47件,尽管决定GDP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然而,从本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基本确定了欧洲各国经济强弱的排名。虽然掌握资料有限,我们还是创新性地用2006年的GDP2005年的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对比研究,[10] 发现结果与后来的欧债危机相关性惊人的一致。我们算出的2006年知识产权支撑系数为:德国1.69英国0.76奥地利0.73瑞典0.69法国0.65丹麦0.65意大利0.50荷兰0.36西班牙0.28冰岛0.26希腊0.24经济膨胀系数为:德国0.59英国1.31奥地利1.36瑞典1.46法国1.54丹麦1.55意大利2.01荷兰2.76西班牙3.56冰岛3.85希腊4.12后来的欧债危机,德国基本影响不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影响严重;特别是冰岛、希腊,包括西班牙,都濒临破产。这进一步证实,知识产权缺乏,国民经济就会缺乏经济的脊梁,实体经济空心化后,一旦危机无情地揭开了经济的面纱,人们就会发现泡沫里面没有几件家当。振救希腊,不要认为从金融上注入资金或债务减免就大功告成。从整个欧洲居民申请专利数量的总和只有十万件,不及韩国一国,预示着豪华欧洲的没落,从而也就预示着金融的衰落。

 

三、国际化视野下的社会金融生产力

    金融在现代社会几乎无处不在,有学者形象地指出,身处世界金融的海洋,随时可以感受到金融(银行)业生生不息的脉搏。[11] 在对与经济空心化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两大基本问题研究后,本部分我们进一步研究讨论社会金融生产力的问题。

   (一)社会金融生产力的概念

    社会金融生产力是指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直接或间接转化为资本,服务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核心生产力,增强社会财富生产的能力,在国际化背景下,还包括其转化为自主资本、自主知识产权形成国际竞争的能力。广义的社会金融生产力还包括社会信用的扩张能力、其它货币流通能力、相关金融服务能力等。当然,本文指的生产力是狭义的社会金融生产力,是与实体经济、核心生产力有关的社会金融生产力。

    白钦先提出了金融资源理论,认为金融是一种社会性战略资源,是稀缺资源;[12] 何风隽则使用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概念,认为金融资源的配置包括资源本身的配置和对其他资源的再配置。[13] 两位学者的观点有许多真知灼见,但用社会金融生产力的概念更好。

   (二)国际化视野下的金融使命和社会金融生产力

    金融一般承担着如下三大使命:

    第一使命是做好财富的量化和财富的储存。这是金融最基本的使命。这就要求货币发行必须与社会财富总量相一致,不能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同时要求银行应该做好民众财富的储存服务,不能让民众财富货币化后的储存变得危险。

    第二使命是作好融通,担当经济血液的重任。这是金融在现代大生产下最重要的使命。国家、民众、企业组织及其它组织多余的财富通常不是堆积在自己的仓库或地窖里,“印度人埋藏货币”[14]只是个别的民族素朴,现代社会是主要以社会信用货币的形式储存在银行里,这些货币化的财富在存放者未用时,可转化为社会再生产的资本和社会消费救济的资金进行融通,使社会生产能力更强,消费能力得到扩张,社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生产类贷款与消费救济类贷款就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全球化的竞争性经济来说,一个社会的金融向生产领域的融通,将使社会的生产能力更强大,竞争能力得到提高,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第三使命,直接提供终端服务。这是金融在现代社会所派生出来的新使命。关于从金融投机中个别获利,并非金融的使命。当金融来源于实体经济后脱离实体经济,热衷于虚拟经济时,灾难是容易发生的。

    金融在实现其如上三个使命,特别是在第二个使命时,其还应承载着社会金融资源公平分配的责任。社会要想走向普富社会,除了收入分配体制一系列改革,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也就是投入到生产领域的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

    在国际化视野下社会金融的使命,远比封闭环境下的使命复杂,除了如上一般使命外,还包括如下使命:

    1、提高本国经济主体国际竞争力的使命。企业在国际上要有强大的竞争力,除了其技术产品的质优价廉外,离不开资金实力,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无论是知识产权产品,还是便宜货,都很难生产出来,都很难得到广泛销售。因此在国际化视野下,提高本国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就是社会金融的重要使命。

    2、保持社会金融民族性和资本自主性的使命。资本来源于金融,资本的最终结果通常又是金融。在国际竞争下,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资本随时窥探着新兴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社会金融承担保持金融自身民族性和资本自主性的使命。

    如上金融使命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金融生产力与金融的使命是密切相关的,社会金融生产力实际上也就是其做好金融融通、提高本国经济主体国际竞争力、保持社会金融民族性和资本自主性的能力。

   (三)社会金融资源所有权的辩析、社会金融资源的运用与金融生产力的问题

    金融是属于金融资本者还是属于全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金融资源所有权的辩析,涉及到社会金融资源运用的深层法理和金融法理念的重构问题。

    西方法学理论如英国法认为,人们将钱存到银行里,钱的所有权归银行,银行只是对存款人负债而矣。毫无疑问这是为着金融资本家利益而作出的阐释,将全社会储存的庞大财富视为金融企业负债所有,作为其资产,因而可自由支配谋利,值得商榷。

    认为存款是借贷关系,认为民众将钱借给银行,因此银行有支配权,这种解释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是借贷,民众为什么以低得可怜的利息将钱借给“银行”,而不借给利息高几倍甚至上十倍的其它工商企业、钱庄?日本目前就是零存款利息。

    现代的大量钱财自己保管存在不安全性和不方便性,因此人们将货币化的财富存在可信任的银行里,这些货币应该属于储存者的,银行只是负保管责任。银行给人们的概念就是安全存放财富的地方,与钱庄不同。由于银行将存款人暂时不动用的那部分货币放贷给他人,从而获利颇多,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储蓄,因此不仅未收保管费,反而给予一定的存款利息,这并不影响其具保管性质的存款合同关系。

   货币属于其占有者亦即占有即被推定为所有,或许在民商领域的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不能硬生生套用到所有问题上,包括银行储蓄上。任何100元钞票只是100元财富的凝结,“货币,充当价值尺度”,[15] 100元存在银行里,从形式上所存入的是钞票这一财富凭证,实质上存入的是相当于100元价值的财富,以后取款时,银行不需要返还同一张钞票,但必须返还相同的财富。将钱从柜台上交给保管人后钱并不是保管人的。存单只是财富代管的银行凭证,不是借款合同,上面写得很清楚,是“存入”,不是“借给”。

    银行,其实质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下的社会财务结算中心和全社会的金融大仓库,每一个存款人都有一个帐户,相当于个人的储存室,银行帮助社会民众代管全部帐户里的钱。这一全社会财富仓库储存的财富除流动需要的外,闲置的财富资源是可以进行短期或长期融通运用的,以发挥其社会价值。但这些金融财富资源应该贡献于全社会,不应由少数金融资本家拿去为自己牟利。

    如上对存款所有权归属的辩析,使我们知道,社会金融生产力就不是金融企业自己赚钱的能力,银行里的钱扣除银行资本后,全部资金都是整个社会存放银行里的财富,而不是银行自身所有的东西。因而在金融资源的使用上,银行就不是所有人,而是社会金融的代管人和运营人。其不能为着银行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不能根据金融资本者的喜好将其专给那些富贵者使用。不管是国家开办的银行还是私人开办的银行,其作为公共财富资源的保管者和运营者,并非单纯的企业,其具有相应的公共职能,承担着相应的公共职责和提高社会金融生产力的重任,在保障存款安全的基础上,应该实现金融资源的公平和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这也是本文主张的要从金融资本者控制下追逐金融剩余价值的工具,转变为贡献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国际化视野下经济、社会建设对社会金融生产力的要求

    社会金融应该服务于社会经济,增强社会财富生产的能力。然而,在大大小小企业家因债务危机接连跳楼自杀的2011年,以及民族经济空心、社会经济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时,银行未努力地伸出援助之手,保护社会生产力,而是将全社会的金融资源拿去大量赚取着利润,其所赚之钱比中石油、中石化还高,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其中工商银行利润2082.65亿元,增长26.10%;建设银行利润1692.58亿元,增长25.52%;中国银行利润1241.82亿元,增长18.93%;农业银行利润1219.27亿元,增长28.52%;中信银行利润308.19亿元,增长43.28%

    在国际化视野下经济、社会建设要求金融承担起其社会金融生产力的重任:第一,满足自主创新的需要,向自主创新领域注入充足的的资本,促进自主创新向高、精、尖发展,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技术;第二,满足自主知识产权实施的需要,向知识产权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使每一项优秀的发明创造都能及时转化生产实施,创造效益,增强实体经济的竞争能力;第三,满足组织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向生产领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使企业生产摆脱自有资金不足的限制;第四,满足组织市场销售的需要,向企业销售环节提供充足资金,使企业产品服务有能力打开国内外广阔的市场;第五,满足对抗外国资本的需要,向社会经济的各领域提供高效的资金,使自主资本充足,抵抗外国资本的过度渗透和控制。邢会强副教授指出,应将金融机构统一定位于金融服务提供者。[16] 现在是该讨论落实的时候了。

 

四、国际化视野下的金融法律理念重构 

    社会金融生产力决定金融法律,然而现有的金融法律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金融生产力。中国目前金融改革的结构性难题大多都同时涉及法律和金融两方面问题,[17]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科学的金融法律系统,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一)金融法律理念重构的思考

    在金融法律的理念上,金融法律要服务于社会金融生产力的解放,而不是让社会金融生产力服从于金融法律,首先考虑的必须是生产力的充分解放,然后才是考虑进行必要的规制、监管。过去的金融规制、监管虽然使金融企业稳定地盈利,然而金融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生产力受损。郭锋教授指出,现代的金融法本质上应是金融服务法,在注重适度监管的同时,更应注重金融业的服务功能;[18] 波斯纳也认为,财富最大化应当是法律体系的最合理的伦理基础。[19]

    要重构金融法律理念,金融法律的定位、监管的内容、监管的适度性、实现的效果评价等方面需作相应的转变:

    1、在金融法律的定位上,应该由金融监管法向金融服务法转变,不能本末倒置,只注重金融监督而荒废了金融服务。应以金融服务法取代金融监管法引领金融法律政策理念的转变。曾筱清教授等指出,应更加注重服务职能,更加强调金融业务的服务性,更加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20]

    2、在金融法律监管的内容上,应该侧重于高危重大领域的监管。如许多学者指出,应界定金融系统重要性组织(包括银行、金融公司等)、系统重要性群体、系统重要性项目,监管上抓大放小。

    3、在金融法律监管及金融自由的适度性上,永远没有恒定的假定条件,因而没有永恒的一条标准,市场经济总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之间高速前行,有时亚当.斯密多一点,有时凯恩斯多一点,长期极端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社会金融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

    4、在金融法律实现的效果上,金融法律必须与生产力的解放协调好,要考虑安全稳定,更要考虑国际竞争力,防止自主资本竞争力、知识产权竞争力被削弱,造成两个空心化,由管得过死,向主要铸造防波堤转变。金融一方面是经济建设的成果,一方面是经济建设的起点,因而金融法律就要注意,金融不专属财富成果,金融同时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不能将其守得死死的,管得过死,就会扼杀社会再生产的能力。

   (二)对金融监管的反思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引起新一轮的监管强化。正如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言“对市场的崩溃的自然反应,就是增加保护和监管层级。但是市场的努力受制于复杂性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反而会加剧危机,而并不是消除危机,然而,监管机构不能在潜在危机面前无所事事,他们必须尽职尽责。他们或许不理解危机背后的机理,也肯定不清楚下一次危机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他们应当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完善或是开发新的监管和防范措施。在这个复杂性日益增加的世界,那些监管措施却日益加大了复杂性。如此循环往复”。[21]

    脱离了核心生产力,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强健增长,任何金融法律要想越发严密的监管,都将是越发的千疮百孔。美国经济的复苏不是靠监管得来的,而欧盟的债务危机,也只会在越发监管中灾难深重,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复苏甚至可能压制了生产力的话。有人写道“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实体振兴后,金融业想不好都不行”。[22]

    我们认为,金融危机不仅只有一种,它有两种:一种是由长期富裕目前出现困难的危机,或由长期经济增长目前出现严重下降的危机,或由长期金融促进目前发生点损害的危机,即金融失落的危机。另一种是由贫穷一直走向贫穷的危机,即长期金融贫乏的危机。前者常为人们所过份渲染,而冷漠了第二种危机,许多甘愿一直艰难地活在第二种危机中。我们要防范第一种金融危机,更应该摆脱第二种金融危机。我们要大力解放金融生产力,才能摆脱长期金融贫乏的危机,而监管也只是在钱很多的时候才有意义。

    当然,我们主张金融生产力解放,不是要绝对的金融自由主义,是要排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一些不当做法,给社会金融生产力适度的自由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法律及有关部门主要做好宏观管理,筑好金融防波堤,防止金融风暴席卷整个社会,造成大面积的灾难,必要时科学地设置流量调节阀,以及在容易出现重大金融问题的领域作出科学的规制、监管。

    我们赞成科学的金融监管,这种监管应该侧重于高危重大领域,如监管自主资本的外国化,资本的非良性流入流出,资本大规模的过度危险逐利行为,虚拟经济,有毒金融衍生品等,并且要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尽早由多头监管向统合监管改革,我国许多学者研究指出“针对多头监管体制弊端,综合监管可以相对减少监管真空”,[23] “加以横向全面监管,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24]

   (三)金融都江堰工程初步构想

    在思考我们的社会金融及相配套的金融法律政策时,都江堰水利工程可以给予我们启发。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她造就了秦国的富裕强大,并且两千多年来都一直在发挥着生产力的作用,浇灌着成都平原,贡献于人类,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富庶。或许,我们应该做好两项现代工程,一项是知识产权平原工程,一项是金融都江堰工程,以承载起未来的发展。

    如果说在生产上金融如水的话,那么金融法律当然包括金融中心建设则如都江堰水利工程,需要科学地制定,即防止金融洪水冲击、金融泥沙淤塞的危害,又要完全满足社会生产之需。都江堰给我们金融法律重构上的启示主要有几点:

    1、金融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监管住一切,首要目的是如何服务于生产灌溉之用。因而法律允许的金融自由必须足够大,要充分满足广阔领域上生产、生活对金融的需要。目前我们显然存在问题,在资本方面,一方面社会金融资源大量闲置浪费,另一方面4000万中小微企业普偏存在资本不足;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每年申请的专利大部分也因无资金支持而被迫放弃,即使有效的专利至少有70%的无钱实施。这需要我们考虑我们在金融监管、措施上是否恰当,堵塞了金融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

    2、在金融紧缺时,金融法律政策要有金融聚集功能,将宝贵的金融充分导向最重要的生产领域。因此,法律选点取势很重要,应在知识产权高地布局这样宝瓶才会有聚集功能,才会使金融贡献于核心生产力发挥其最大价值。金融聚集和转化困难,必然是金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位势过高,抑制了金融的流入。

    3、金融法律要有排沙防於的功能,将有毒金融排除出去,抵御暴利的诱惹。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其必然会滋生出不利的有毒金融,危害社会,这需要我们在不会限制金融生产力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法律设置,将有毒金融排除出去,保障进入社会经济的金融是良性的、有益的和安全的。

    4、金融法律还要有防洪功能,抵御、限制超过需要的金融洪流,特别是国际金融洪流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金融法律上设置好总控的防洪功能,流入的总是恰好地满足着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过多的不利金融因势利导分流出去,避免金融洪流的冲击。

    5、建立科学、公平的引导、分配系统,将社会金融资源引流到广阔的各生产领域。如果社会金融资源分配不公,就会在资本这一起跑线上将无数穷人、中小微企业排挤在起跑线以外,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使许多生产领域得不到金融的灌溉,致使许多本有望长成参天大树的幼苗干旱而死。这需要我们在金融法律政策上建立科学、公平的金融引导、分配系统。

 

五、国际化视野下关于经济空心化防范、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的一些思考

    国际化视野下,经济空心化的防范主要是解放金融生产力,促进社会金融资源与核心生产力联姻,做好自主资本与自主金融建设。关于经济空心化防范、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的若干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一)国际化视野下的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及金融法律的保护

    中国的金融法律政策,是到了全面思考改革的时候。也许,借用亚当.期密的主张,市场上每个金融持有人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恰好贡献于社会。金融自由不是洪水猛兽,甚至金融风暴或许都算不了什么,它只是偶然发生,金融禁锢则猛于虎,它年年月月使生产力活生生地窒息而死。以中国的大客机为例,中国七十年代启动的运十飞机项目,已经开始首飞,最大起飞重量110,最高密度布置可达179,最大航程可达8300公里,就是在只差最后3000万元支持下倒在战壕前,现在波音、空客占领了中国大客机市场。企业由于得不到社会金融的支持而弹尽粮绝最终倒闭的案例举不胜举,每一天都在发生着。

    长期以来,一提到金融,仿若囚犯与洪水猛兽,监管唯恐不够。这是一种思维误区,就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提到企业经营自由一样,担忧发生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混乱无序和生产过剩。因而关于金融方面的所有法律制度,几乎就是一部监管法,不是去科学引导、促进和保护金融生产力的更好发展,而是进行打压。在金融禁锢下,必然会使中国丰富的金融资源不能及时转化为自主资本,从而在外国资本竞争下处于劣势。我们不主张一谈金融法就只谈监管,也不主张2008年以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讨论监管上,恐怕还是应首先谈点金融法律如何满足生产力需要的问题,然后才是必要的监管。金融监管要注意,如果过度地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很可能整个国家用钢筋铁笼罩住的不是一只雄狮,也不是一只金牛,而是一只可怜的瘦狗。

    即使发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但未必就足以否定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否定社会金融生产力的解放。危机是任何国家每过一定时期就会必然遇到的周期性低迷或损伤性价值还原,不用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建设好经济中最核心的生产力,建立起强健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财富基础原则或称价值基础原则,增强抵御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如泰国与韩国都经受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然而韩国的创新做得远胜过泰国,因此韩国影响并不大,并且现在韩国的GDP、综合国力是泰国的许多倍。再如美国与欧洲,从19世纪下半叶,美国就靠知识产权立国从而经济得以发展成世界第一强国,即使遭遇1929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终究不倒;即使全世界都恐慌的2008年金融危机如火如荼似有摧毁美国之势,但实际上没那么严重,美国的GDP2007年为140618亿美元,2008143694亿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降到141191亿美元,但短短一年后的2010年其经济恢复增长达到146242亿美元,增长率3.6%2011150944亿美元,增长3.2%。而欧洲则如我们前面所分析一样,即使如英国的统一监管、荷兰的双峰监管,监管得比较严密,然而欧洲开始在知识产权上落后,危机一来,深陷危机而久久不能自拔。因此,当我们正研究与美国不同的英国、荷兰甚至日本、韩国金融监管模式时,接着的欧债危机也使我们对各国模式感到茫然。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将视野投向生产力上,将金融与资本、知识产权紧紧结合起来,再有相对较好的必要监管和法律,才能避免和化解金融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放在第一位,监管放在第二位,核心生产力发展好了,金融危机才能更好地避免和化解。

    我们应该解放社会金融生产力。首先,应将储蓄向资本充分转化,将庞大的金融资源转化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民族自主资本的增强。就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落后国家之所以贫穷并不一定是由于它们缺乏资金,而可能是由于它们不善于利用资金。[25] 其次,在金融资源向资本转化中,我们还应该公平分配金融资源,在借贷方面,不能搞歧视,不仅要支持国有企业,也应该支持不计其数的民族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将社会金融的生产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国有企业垄断了最好的行业,并占用了社会金融资源的很大部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扛起国民就业重任、科技创新重任、国内外市场竞争重任的还主要是民营企业。当民营企业得不到社会金融资源的支持时,在面对国际资本的进攻时,要么壮烈倒下,要么举手投降。最后,除了通过银行途径的借贷外,对民间借贷的法律限制也应该解除。每一个人都有权自由支配其钱财的权利,每一个公民、企业也可以合理地聚集相应资金投入生产发展经济,这应该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只要不是恶意地欺诈,只要不是恶意的为了非法占有,只要其规模不大到足以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宏观稳定,金融法律上不应该随意干预、打压。中国几十年来法律上规定的非法集资就如投机倒把罪一样已经过时,而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随意上纲也威胁着正义和生产力的解放。生产资金募集多些自由,会发生一些混乱,会发生一些借贷风险、投资风险,但是严重的家长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却在大面积压制着社会金融生产力的解放,削弱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解放社会金融生产力,在大力让资本向实体经济转化的同时,留有余地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流动资金,当遇到困难时,在解决许多问题上就会信心不足,当资金链断裂时,就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度的问题,即不要让金融闲置浪费,又不能让金融缺乏兑付能力,即解放金融生产力又同时不会泛滥成灾。

    关于社会金融融生产力的解放,还涉及证券方面。证券是金融转化为资本的良好方式之一。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特征仍然是“新兴加转轨”,整体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26] 2011年为止证券市场境内上市公司仅2342家,显然宜给予更多企业上市融资的权力和便利,将证券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否则许多企业就会跑到国外上市,其在解决资金不足的同时,资本也就外国化了。例如,由于国内主板包括中小企业板对企业三年的盈利记录有严格规定,即使符合规定,都需要排队等待,有人估计能够上市的比例不超过申请的10%。在境外市场IPO的融资费用占融资总额的比例在5%20%之间,比在国内上市高许多,许多企业不得不花费高昂的代价跑到境外上市,截止至2011年,境外上市的已达171家。这需要对我们的金融管制过当进行反思,我们应该对金融向资本转化的渠道进行疏通,而不是堵塞。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社会金融生产力解放,是指向实体经济、知识产权的解放和自由,并不是说向虚拟经济解放和自由泛滥。前者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实实在在地发展,即使或有一定的弊端,但是益处远远大得多。而后者则不同,吹起的美丽泡沫预示着将来等量的灾难。前者需要金融法律的支持、促进和保护,而后者需要金融法律进行规制和监管。

   (二)国际化视野下社会金融资源与核心生产力联姻及金融法律促进

    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有四大生产要素:技术(知识产权)、资本、人口、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和资本。现代资本许多来源于社会金融资源,应该让金融与知识产权很好的联姻,不要让宝贵的水游离在田园之外,不要让肥沃的土地干涸。大凡世界上成功的企业或国家,总是有贤美的金融挽着核心生产力走进婚姻的殿堂。核心生产力因为金融的支持而才能更好地发展,金融因为核心生产力的发展而也才会获得更好的繁荣。

    任何社会,紧紧把握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才能取得最好的成功。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在战国时,最核心的生产力就是农业种植,秦国同时兴修郑国渠和都江堰,灌溉高达40000多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从庞大的土地要素上提高了生产力,因而秦国从一度的贫弱之国二十年时间一跃发展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在十八世纪,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已不再是农业种值,而是工业化大生产,这时英国首先进行工业革命,因此迅猛发展,而乾隆却沉浸于农业种植的盛世繁华之中,导致中国四十年后的落后与鸦片战争。在各国的发展方面,亚当.斯密认为,德国(普鲁士)适合种植葡萄,美国适合于种植棉花,以发挥自己的土地要素优势赚取丰富的财富,而作为德国人后来又移居美国的李斯特则认为获得财富之力远比获得一时的财富重要,主张德国和美国进行工业革命和进行科研创造,因而,德国和美国发明创造了大量科技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从而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因此,在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紧紧把握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包括在讨论金融创新和监管时。

    纵观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对当代苹果、三星等的迅猛发展和惊人利润的分析,我们应该足以看到,现代最核心的生产力显然是知识产权的创新以及实施,应促进金融与知识产权的联姻。就如李扬先生所主张,高技术产业化需要特殊的金融支持。[27] 郭锋教授也指出, 在美国,私募股权基金一经出现,就被喻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于处在转型和结构调整期的中国经济,也非常需要资本与企业的结合。[28] 而我们的金融在与最核心的生产力联姻的情况如何呢?金融往往抛弃嗷嗷待哺的自主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的实施,每年社会金融资源支持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实施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近现代中国一直延续的最大失误是,总是远离展开世界竞争的核心生产力,迷失在“盛世繁荣”或眼花缭乱的口号之中。至今为止,金融仍然追着逐暴利,追逐有钱有势者,而抛弃了社会的战略性投资,抛弃了对民族经济脊梁的支持。所谓的VC风险资金投资也极为有限,所投资的项目许多是成熟的,如2010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向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额809亿元,创业风险投资项目所处阶段总体分布为:种子期10.2%,起步期17.4%,成长期49.2%,成熟期20.2%,重建期3.0%[29],即使以809亿计,也只占GDP0.2%,名副其实的风险投资(种子期、起步期投资)只占0.05%,想起到魔术棒的作用,恐怕期望太过。毫无疑问,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乏帮助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支持桥梁。[30] 就是PE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也奇怪地集体后移搞IPO,谋求暴利,从天使到魔鬼。[31] 民族经济脊梁缺乏的后果是,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被外国知识产权产品占领,中国民族经济空心化、社会经济空心化,中国经济自主权傍落。2005WIPO的统计数据显示,外国知识产权所占比例,中国高达61%,远高于美国的48%,韩国的27%,德国的23%,日本的10%。也就是说,中国市场是被外国知识产权挤占最多的国家。现在虽然自主知识产权申请数量开始增多,然而在金融支持和法律保护缺乏下倘未实现知识产权的华丽转身。

    无论是国家战略,区域战略,还是企业战略,在全球市场一体化下,知识产权是最大的战略。在发展战略上,我们不能忘记自主知识产权战略,当然也包括自主资本战略。如果中国做好两项战略,将金融与知识产权联姻,相信会有一个不可估量的未来,也才能更好地防止经济空心化。

    2011年下半年温州发生的许多企业家跳楼、跑路事件,引起了对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关注。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乏力化,深层原因是社会金融资源与核心生产力联姻的缺乏。在前面研究中,我们发现知识产权缺乏必会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温州的模仿式小商品生产以及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纵容,会在一时获取到丰富的财富,然而毁掉了现代财富之力,大家都模仿时,利润也就降低了,于是实体经济就走到了末路。一些干脆带着此前赚得的庞大资金去炒房、炒煤,或者抽出低利润的实体经济中的资金搞高利贷。这都是知识产权脊梁失去后的一种昏头转向,且对民生危害尤烈。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相互促进的,金融来源于实体金融,又要返回实体经济,然而在再次返回中,其不仅受到转化渠道的影响,更受到实体经济对其的吸引力。当实体经济利润很低时,金融就会对实体经济失去兴趣。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就会如四处寻找猎物的野兽危险和有害。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主要方案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以及鼓励金融到国外去投资。这是否是解决温州困境的良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关键是社会金融资源要与核心生产力联姻,金融法律政策需要做好这一促进。同时还要做好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由于独家生产经营,因正义垄断所以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当失去保护后,知识产权也就徒有虚名,而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也就不会有高额利润,不会有金融的青睐。在解决紊乱如麻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上,要纲举目张,首先解决核心生产力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好了,会带动许多问题的解决,包括金融问题的解决。

    金融与知识产权这一最核心的生产力联姻,是中国金融包括各区域金融未来应走之路。令人担忧的是金融总是嫌贫爱富近视化,以及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偏爱三十年来的模仿经济,不愿及时凤凰泥磐,直等到危机严重发生。王曙光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写道“许多时候各级政府官员在政策取向时过于考虑自身短期利益,社会财富最大化目标往往只是被推进到其对实现自身租金最大化目标的边际贡献等于零时为止”。[32] 因此,需要相应的金融法律、制度的引导、鼓励、促进,甚至是强制性安排。

   (三)国际化视野下自主资本、自主金融建设及金融法律监管

    国际化视野下,中国必须做好自主资本、自主金融建设,在金融法律监管上应该防止资本的外国化和金融的外国化。

    1、国际化视野下对有关经济意识的反思

    经济大同意识的反思。我们正在进入国际一体化的时代,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并非大同,并非有饭同吃,有田同耕,有钱同享。因而,一谈到国际化,我们有必要“逆潮流”地反思一下门户积极洞开主义,有必要“逆潮流”地反思一下那些过于激进的经济国际主义精神。发展经济,不仅要让老百姓能有工可做,更要让老百姓有生意可以做,有更多的人走向富裕。

    资本意识缺乏的反思。资本是现代社会大生产和现代世界大生产的组织者,组织者就是财富的分配者,也是命运的主宰者。中国失去了生产的组织者后,企业所赚取的大量利润当然会被为外国资本家分走,留给中国工人的工资是有限的。对于储蓄高达世界之首,金融能力极具实力的中国,这不是力所不逮的无奈,而是意识落后所造成的结果。在世界看来,中国钱多得用不完,成为世界最大债权人,却不是世界最大资本者。

    境外股权融资的反思。原来鼓励到境外上市筹资以增强企业生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现在则成为一把双刃剑,筹到国外资本的同时,公司的很大部分股权已属于国外。能上市,特别是能到国外上市的,往往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奇葩,或者中国优质的资源、项目,有的甚至享受着对国民行业经济垄断的红利,例如中国最优秀的科技新型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有百度、当当网、优酷网等,中国行政垄断类企业在境外上市的有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

    2、国际化视野下对防止移民潮导致自主资本外国化及金融法律监管的思考

    根据有关人士的调查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的已经移民,另有47%的正在考虑移民。主体外国化的的结果,必然是财富外国化和民族资本外国化,导致中国经济的空心化,对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都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移民潮下自主资本外国化,需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在金融法律上一方面要实行民族资本外国化的监管和外国资本主体中国化的鼓励,另一方面应推进建立普富的社会,不能将社会的金融资源集中用于培养未来的移民者。英国人衰弱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英国人移民美国、澳大利亚,但其移民中更多的是中下层民众,而中国现在的移民大多数是中国财富的聚集者,带走的不是一片白云,是全中国大量的家当,其害尤烈。金融监管上不能熟视无睹。

    3、国际化视野下对建立牢固的民族金融支柱及金融法律监管的思考

    银行的富贵化趋势及垄断暴利,使得四大国有银行目前成为众矢之的,从而出现要让四大国有银行私有化和进一步引入外国资本的倾向。我们须对此保持警惕。银行承担着财富储存、经济融通职能,适当地参与点外国资本在现代国际经济一体化下无可厚非,然而正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社会血液的金融是重要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者,命脉控制权的丧失或削弱,更是雪上加霜。

    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应是一种追求利润的企业,而是带有相应公共职能的金融代管者和运营者,将其私有化,让私营企业来经营公共资源,最终的结果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还是资本利润最大化?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法律上对社会金融资源分配及银行权利、义务的重新设定,广泛帮助社会中贫穷者和中小微民族企业,特别是积极支持核心生产力的发展。

    银行外资化更没有必要。银行外资化,不仅是一个企业利润的巨大损失,而且是全社会浓缩在银行上的资源效益为外国享有。

    4、国际化视野下对建立牢固的民族资本支柱及金融法律监管的思考

    建立牢固的民族资本支柱对防止经济空心化至关重要。就是美国都非常重视资本的自主性、民族性,存在大量的影响投资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的法律,除具体行业的限制外,还有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的防御法案Exon-Florio修正案,对外国人收购美国公司进行审查、中止或禁止。中海油在美国并购失败,知识产权表现优秀的华为、中兴在美业务受到美国审查拒绝,以及至今为止美国都不允许中国国有银行收购其金融股份可以看出包括最国际化的美国也不允许民族资本受到威胁。

    我们要建立牢固的民族资本支柱,需对招商引资政策重作评估。在现代搞好资本市场建设,引入外资不要只为一时之利,要看到民族企业、自主资本被抑制的问题,要看到当地老百姓与创业机遇失之交臂。经济发展初期,资金欠缺时,要么招商引资,要么向国外借款做资本,启动经济。现在已积累了丰富资金后,应将闲散资金转化为资本要素,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发展经济只是浅层目的,使公民富裕、幸福才是深层目的。

    我们要谨惕国有企业外国化问题。国有企业过去倾全国之财力发展起来,并占据、垄断了中国最多的资源得以发展到今天,而一朝政策失误变为外国资本所有,将是中国全民财富的一大流失。如中国工商银行,将10%的股份卖给外国,仅获得37.8亿美元,而外国一年时间就从中国工商银行赚了9.3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也是如此。金融法律上应该加强监管。

    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到了华丽转变的时候了。当然这种转变,不是对外资的粗暴拒绝以损伤经济的发展和对规则的无谓破坏,而是充分解放社会金融生产力,将更多的资源、机会用于扶持自主资本的发展,循序渐进地实现资本置换,使自主资本能良好地承担起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科技进步的主要重任。

    我们要有国际务实精神,国际化不是目的,只是我们发展的一种手段。在国际化下,我们一方面需要做好社会金融生产力的解放,增强自主资本的形成能力,另一方面要做好金融监管,包括资本外国化的监管。

 

   总之,国际化视野下,对经济出现的两个空心化问题我们需要反思,需深入考虑金融法律理念的重塑和社会金融生产力的充分解放,以提高自主资本国际竞争力和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 李宗发,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在职法律硕士,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1] 严存生:《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2] 董辅礽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3] []约翰.凯伊著:《市场的真相》,陈(王秀)玲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2月版,16页。

[4] 何平林著:《资本共生与产业发展》,中国水利电出版社2011版,第1页。

[5] 曹尔阶著:《资本是个好东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页。

[6] 商务总外国投资管理司、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司:《2011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0月版,第6页。

[7] []. 斯蒂文.萨维尔 (Steven shavell)著《法律的经济分析》(2004年小册子),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9页。

[8]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报告》

[9]  数据来源说明:因汇率、统计口径差异等原因,各种版本的GDP数据差异很大,我们的数据综合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两个报告,应该最接近十五个样本国的实际情况。

[10]  我们同时用2008年的GDP2007居民专利申请数量对比研究,2008年知识产权支撑系数:韩国13.50日本6.88中国3.62(应该提醒,中国的名义知识产权数量庞大,但由于缺乏金融支持和法律真实的保护,目前实际系数没这么高)、美国1.68德国1.25英国0.62法国0.49意大利0.39西班牙0.19。一般情况下,如果经济已较发达不再主要靠劳动力的数量的话,知识产权支撑系数越高的经济越坚实,反之知识产权支撑系数越低的经济越脆弱。因此世界金融危机对韩国、日本、中国影响甚微,美国和德国也能很快化解渡过,而法国、意大利影响较大,西班牙则灾难深重。

[11] []享利.英格勒、詹姆斯.埃森格:《银行业的未来》,李晓欣、覃东海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2] 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第72-7377页。

[13] 何风隽著:《中国转型经济中的金融资源配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51页。

[14]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73页。

[15]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72页。

[16] 邢会强:“金融法理论的变革与“金融服务法”理论的初步构建”,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5月版,176页。

[17] 谈李荣:“金融结构变迁与法律回应”,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5月版,27页。

[18] 郭锋:“金融法学科体系重构大纲”,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页。

[19] 李霞著,《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17页。

[20]  曾筱清、马俊:“论金融服务法对金融法调整对象的新发展”,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121月版,第34页。

[21] ()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著:《金融的魔鬼为什么我们的创新带来的却是危机》,黄芳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22] 张国云著:《金融战国时代》,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3月版,第207页。

[23] 郭锋:“金融法学科体系重构大纲”,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5月版,403页。

[24] 杨东:“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律规制研究”,载郭锋主编:《金融服务法》(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121月版,46

[25] 郭熙保、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2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2月版,79页。

[27] 李扬著:《中国金融改革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28] 郭锋等著:《金融发展中的证券法问题研究以金融创新中的法律制度构建为路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29] 王元,张晓原,赵明鹏主编:《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815页。

[30] 李扬著:《中国金融改革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

[31] 陈玮著:《我的PE观:资深创业投资人陈玮的十年投资心路》,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32] 王曙光:《金融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141页。